(《董仲舒集·雨雹对》，2003年，第384页)这些天气的变化，莫不是自然现象，与主宰的神灵之天没有什么关系。
《诗》云：‘伐柯，伐柯，其则不远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! 司马迁赞叹孔子继承了周代礼乐文明传统，以布衣身份制订六艺，传习后代，学者宗之，后代帝王至平民，言六艺者以孔子为宗，也可以说孔子奠定了六艺之教的范式。
先明平善，而后能实其善者，贤人之学，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[2](P2735)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圣贤著书大抵起源于人生遭遇不幸所致。这些范式，对于我们了解中华美学的特征有重要的启发作用。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。
《中庸》为此极言人们达到中庸看似容易，实则极难。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，是诗教也。审美范式与审美范畴不同，范畴是指人们认识事物的网结，审美范畴乃是对于审美活动与文艺批评的概括与总结，具有个体性、针对性的特点，而范式则是一种更为普遍性的模式，中国美学的一些范畴，如中和、格调、法度、温柔敦厚等具有范式的意义。
司马迁说：春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这是孟子与他的学生评论人物时一段著名的对话。《中庸》强调人性源于天命之性，将中庸作为超越天地人的永恒的理性，它既是天地之性，也是人伦之性。他在《艺概》中明确表述：‘诗言志，《孟子》‘文辞志之说所本也。
这也可以视为南宋理学家对于《中庸》成因的阐发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发乎迩而见乎远。
从思想渊源来说，温柔敦厚源于孔子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的说法，大致是指一种中庸平正的审美境界与人格境界。儒家认为人格之所以为人格，就在于它的自我体悟，而这种体悟的本体则是天，因为天是至中不偏、至诚无欺的。孟子以人格塑造为美的教育思想与伦理观念，对后世的文艺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中庸》的作者设计的人性教化方案，也是应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需求。
《中庸》作者指出，世人不能做到中庸，一种是由于不明中庸之理，朱熹注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时指出：由不明，故不行。何晏、王弼，祖述玄宗，递相夸尚，景附草靡，皆以农、黄之化，在乎己身，周、孔之业，弃之度外。这段话证明了《中庸》这篇经典产生于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的大一统秦汉社会时期。它生成于西汉年间，并非偶然，鲁迅先生在1925年写的《看镜有感》中曾慨叹，遥想汉人多少闳放[1](P197)。
中国古代十分注重这种范式的探讨与设计，孔子云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亦即这种范式在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所运用的。一般说来，指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，因时制宜、因物制宜，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。
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西汉时产生的《礼记·乐记》也指出：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，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，而不相夺也。
神则表现了对伟大人物人格力量的顶礼膜拜，如后人对尧、舜、禹、周公一类人物的赞叹。西汉大儒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提出：乐者，所以变民风、化民俗也。在它之上，还有大、圣、神几个层次。《中庸》一书即表现出西汉时期的闳放气概：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。所谓性灵奥区、文章骨髓，离不开对人性的烛照与反思，文学是人学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，是一个清晰的逻辑。
其余桎梏尘滓之中，颠仆名利之下者，岂可备言乎!颜之推的批评道出了六朝名士纵任情性、全真养性的事实。沈德潜以温柔敦厚来概括诗歌创作，迎合清代帝王的诗教，未免以偏概全，为此受到性灵派诗人袁枚的驳斥。
朱熹《中庸序》对此解释：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?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‘思无邪，子夏《诗序》‘发乎情，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。
但又认为《诗经》作为诗之本体，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，变的只是诗的末节形式，这个诗之本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。孟子是儒家这种思想的积极倡导者。
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然兵须训练于平时，诗要冥搜于象外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
由此可知，诚是沟通天人之性的中介，个体通过诚尽物之性，进而参天地之化育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用兵而无奇正，何异驱羊?作诗而昧正变，真同梦呓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
在荀子看来，老百姓要确立正确的审美观念，不能如孟子所说的那样，依靠内心的自我发现，而是要依靠统治者施行教化，乐教是他律的表现，而不是自律的成果。同时，将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赋予心性的本体支持，从人的根性上去为先秦儒家的道德学说寻找天地自然的本体，这是西汉儒家的高明之处。
这些论述，都证明了西汉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，兴废继绝，礼乐并举，成为时代需要。沈德潜以礼部侍郎之职，又兼乾隆皇帝文学侍从的身份，倡导中和之美。类似这样的观念在《左传》中也出现过。这里提出修胸中之诚，乃是顺应自然，不要违背自然。
而人之道，声音动静，性术之变尽是矣。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，惟乐不可以为伪。
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。优优大哉!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
何晏、王弼，祖述玄宗，递相夸尚，景附草靡，皆以农、黄之化，在乎己身，周、孔之业，弃之度外。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云：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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